游五洋：加入WTO三年，监管体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面对基础电信领域的开放，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并不是制订一套好的管制政策，而是如何保证管制机构能够制订出好的管制政策，并得到有效执行。
加入WTO三年来，我们的市场环境有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是否达到了促进电信市场有效竞争，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目标？针对这些问题，本报采访了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游五洋先生。
记者：当前的电信业整体环境与加入WTO之初相比，哪些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了适应WTO的要求，我们电信监管的体制和方式应做出了哪些调整？
游五洋：首先，加入WTO对国内电信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包括电信业的分拆、重组和上市，主要的电信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其次，与外资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电信法》也即将推出。第三，一批国有电信公司与国外巨头建立技术、管理、资本方面的合作关系。
加入WTO三年，监管体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主要的电信公司上市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电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基本从信息产业部转移到国资委。监管方式上，电信监管更多地依法监管，并开始走上专业化道路。
记者：我国目前的电信市场是否形成了有效竞争格局？有人说，没有有效的监管，就没有有效的竞争，我国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哪些方面还没有到位？
游五洋：当我们说有效竞争的时候，要以具体业务领域来进行分析，因为最可能的情况是一些市场已经达到有效竞争，而另外一些远远没有。关于有效竞争，我最近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结果表明基础电信业务领域，除了长途电信市场达到有效竞争外，主要的电信业务市场，包括固定本地电话市场、移动电话市场、线路出租市场都远远没有达到有效竞争。
“没有有效的监管，就没有有效的竞争”，这句话确实没错。在这些没有达到有效竞争的领域，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都存在着有主导力量的运营商，而目前缺乏对他们的有效监管。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市场准入是严格限制的，特别是数量限制，这是导致达不到有效竞争的关键因素。
总体说来，要促进有效竞争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首先，最紧迫的问题是进行管制治理，就是管制体制、管制机构本身的改造和完善。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理解在于，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并不是制订一套好的管制政策，而是如何保证管制机构能够制订出好的管制政策，并得到有效执行的问题。这包括体制、权力及其划分、专业化、资源、激励等问题，需要专门的论述。
其次是放开市场准入。管制与竞争被看作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手段，竞争越充分，管制就可以少一些。而要促进竞争，放松市场准入是必要的。我们不主张一下子全部放开，但是目前的限制确实弊端很多，可以采取渐进的办法，比如先在普遍服务领域放开市场准入，允许各地成立一些专门的小型的农村电话公司，专门从事农村通信。
第三是做好互联互通工作，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就无需多说了。
记者：近年来，全行业遭遇“增量不增收”难题，我们的资费政策三年间经历了哪些变化？是否已经落后于市场发展以致无法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游五洋：资费政策的主要转变是政府定价的范围在缩小，而政府指导价和企业自主定价的范围扩大。比如移动资费的管制政策事实上已经放开。
目前普遍的呼声在于放开资费管制，特别是移动零售资费政策，因为实际上移动资费的管制已经力不从心，成本巨大而收效甚微。但问题是，现在如果放开移动资费管制，很可能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混乱，原因在于放松资费管制会加剧企业利益的失衡状态。我们知道固网运营商没有移动牌照，而现在移动替代固定的竞争十分明显，一旦移动资费放开，在移动-固定结算价格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固网将难以生存。从这个角度看还不得不对移动资费进行管制，这是目前资费管制的两难境地。
记者：高仰止先生在加入WTO之初说过，中国电信的分拆重组，强化了对于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甚至使用什么制式也作了硬性规定；看起来是为了“扶弱抑强”，实际上强化了垄断，限制了竞争。划定业务经营禁区的做法与改善市场环境之间存在哪些矛盾？
游五洋：我同意这种看法，限制经营范围的办法是不对称管制的一种。限制经营范围的做法在历史上可能发挥了鼓励竞争的作用，但是在电信市场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弊端越来越明显，而且逐步具有刚性并有得到强化的趋势，比如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借口，有可能阻碍改革的进程。
管制本质上是一个管制机构与企业的一种和约，限制经营范围措施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限，管制机构由于缺乏管制承诺，因此可以任意延长这种政策的时限和更改条件。
限制基础电信领域的进入，导致企业投资决策的扭曲，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比如资金不能投入到最有回报的地方，只能选择允许投放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可能明明是亏损的或风险巨大的。结果导致不同经营范围的企业在不同的平台上开展竞争。(n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