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夜的暴雪令整个北京都笼罩在一片寒意之中，但金立维在1月19日还是一大早就顶着寒风赶到了自己在木樨园手机卖场中的摊位。
“平时我很少来，但这一阵旺季到了，很多客户都等着要货呢。”金立维说。
在他的手机柜台中，各个品牌的手机样品琳琅满目，从售价高达5000元以上的诺基亚N95到三四百元的低端国产品牌手机一应俱全。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一部分样品都排得整整齐齐，似乎自它们被摆放在那里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
“这些是应付检查的。”金立维淡淡地说道。
在正规手机销售商这个身份的掩饰下，他的真正身份其实是木樨园最大的“克隆机”批发商之一。
所谓“克隆机”，是众多黑手机中的一种。坊间的黑手机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走私的水货机、仿冒机和翻新机。在仿冒机中，将仿冒技术做到了极致，不仅具备了和行货手机极其相似的外观和操作系统，甚至连手机内、电池仓、外包装、三包卡和发票上的IMEI码（俗称串号）都相同，这些手机被称为“克隆机”。
“很多北京人提起黑手机，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关村，但事实上在北京的地下手机市场中，中关村只能算是小字辈。北京最大的黑手机市场一直是木樨园市场和西直门市场，我们这里的货都是直接从深圳批来的，而中关村的商家许多卖的都是我的货。”金立维告诉记者。
“现在谁还做水货”
尽管现在生意十分红火，但在业内摸爬滚打了5年的金立维一直为自己几年前的一个选择懊恼不已。
“要是当时我跟着第一批做仿冒机的人一起做，我现在哪止这点身价？”在熟人面前，他有时会摇头叹息。
在2005年以前，金立维一直专心经营着水货手机的业务，从深圳大批进货的他可以在每台机子上赚得10-30元不等的利润，但大量仿冒机的出现却将市场的格局彻底打破。
国内咨询机构赛迪咨询的数据显示，2006年黑手机市场的增长速度达到100％以上，超过了国内外行货手机的增长率，其中仿冒机的市场增长速度尤为惊人。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在2005年，水货手机占据着“黑手机”市场的52％，仿冒手机占39％。到了2007年上半年，这两个数字则倒了个个。杂牌仿冒手机在黑手机中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8％，而水货手机却下降到37％。
在这股不可阻挡的大潮推动下，包括金立维在内的一些水货批发商也渐渐放弃了原先的业务，转行做起了仿冒机。
“现在谁还做水货啊？”金立维笑道。
惊人暴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吸引众多金立维们争相扑入这块市场的无非是惊人的暴利。
以市面上被模仿得最多的诺基亚N73为例，一台“克隆机”的成本一般不会超过500元，而正规渠道的N73市场售价在2500元以上。也就是说，每卖出一台N73 “克隆机”，整条黑色产业链最高可从中瓜分2000元以上的利润。
“对下游而言，水货的价格竞争是最激烈的。我们的批发价基本都一样，他们销售的时候也就只能在仿造电池、仿造耳机上面下下功夫，机子本身有时卖得比批发价还便宜。”金立维透露道。
仿冒机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大多出自小规模的“山寨工厂”，其价格自然远低于水货机，经销商的利润也随之放大了很多，“半年做辆大奔”的也不乏其人。
“我们现在几乎无路可走。往上是跨国公司，往下是深圳的地下厂商。深圳做手机的链条特别全，还不用交税，成本价比我们足足低了30％，根本没法竞争。”国产手机厂商波导董事长徐立华感叹道。
事实上不止波导，在“克隆机”等黑手机的挤压下，TCL、夏新和康佳等国内手机厂商都分别传出了亏损的消息。
从模仿到克隆
在仿冒手机大行其道的同时，其自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蜕变。
“在前两年，仿冒机还大多遮遮掩掩，只敢用”NOKLA“之类的牌子打打擦边球，但现在直接克隆的越来越多了。”金立维感叹道。
在背后支撑这种变化的，是几年内就变得空前成熟的仿冒机产业链。
在记者的要求下，金立维拿出了一台“克隆”N73和正品机作对比。两台机器从外形和操作界面上都几无差别，“克隆”N73甚至连摄像上的闪光灯等细节功能都一应俱全。
据记者了解，在深圳等地，从把一部手机拆开并去除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到激光扫描电路板后批量复制，然后装上劣质的电路元器件和原来手机的外壳，克隆一款新品手机只需一周的时间。
“为了便于销售，一般厂家只会克隆畅销品牌和机型，诺基亚就是被克隆得最多的厂商。”金立维透露道。
而“克隆机”迅猛的发展态势已经引起了诺基亚方面的高度警觉。
不久前，刚升任诺基亚全球高级副总裁、负责整个东半球业务的赵科林（ColinGiles）以向诺基亚中国区员工群发E-mail的方式，提醒员工要严密防范国内黑手机。
(责任编辑：贺晨笛)
